
泰祥洲(生于1968)是一位学者型当代艺术家。他以古典中国艺术为根基,同时结合当代的创新理念,重新诠释传统中国山水画。泰祥洲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六岁起跟随胡公石和冯其庸两位大师学习书法。在清华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泰详洲的研究关注中国山水艺术中的宇宙观根源。泰祥洲的艺术融合了宋代山水艺术的恢弘美学与当代哲学思辨,其著名系列如《神游》正体现了古典传统与全球当代语境之间的对话。他的作品被芝加哥艺术博物馆(AIC)、哈佛大学美术馆、耶鲁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等重要机构收藏。
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CAEA)有幸邀请艺术家泰祥洲,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策展人汪涛博士与吴承姬博士一同对话,探讨在策展与创作中如何体现东亚艺术传统与当代世界的对话。
邓煜恒: 您近期以古代青铜器、玉器为母题的水墨创作与金石学形成了深层次对话。这些作品如何对金石学传统进行当代转译?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开启这一新系列?
泰祥洲: 如果讲到“转译”,要追溯到我对青铜器的学习经历。大约在 2007 年,我在清华跟随李学勤先生读书时,选修了《西周文献选读》,从那时起开始系统研究青铜器。后来参加了北京大学徐天进教授的实验考古青铜研学班,深入学习了青铜器的历史分期和铸造方法。 在中国历史上,明清时期曾对青铜器做过很多“全形拓”,甚至会在拓片上绘花,当作文人收藏。我一开始也觉得很有趣,但随着对青铜器了解加深,越发觉得那样处理不够“庄严”。青铜器是“礼器”,在商周时期并不是给人自己用,而是为了“敬天敬祖”,带着强烈的敬畏感所创造的。
古代人寿命短,铸造一件重要青铜礼器,或许要耗费一组匠人一生的时光,礼器上的铭文就像人与神之间的约定或对话。如果我们当代还想找回这种敬畏感,就必须从原理上“复古”,而不是形式上的模仿。孔子讲“复周礼”,王安石也谈“复古”,都在于复兴一种“天道”精神,而不是简单形式上的挪用。我在画青铜器时,比如《大道集金图》里的那件器物本身只有四十多公分高,但我用 2 ·4米 的大画幅去表现。因为它是礼器,需要那种冲击力,不是“玩具”。虽然现代科技、建筑都很发达,但人对大自然的敬畏感与先秦并无二致。我想先找回古人敬畏自然的心理,再在这个背景下创作。
邓煜恒: 青铜礼器背后的文化内涵很深,但对很多观众来说,商周青铜器文化在艺术史中相对晦涩。如何通过当代再创造,让它在全球化背景下与当代观众产生共鸣?您认为您的作品在国际视野中,能够折射出怎样的“当代中国文化身份”?
泰祥洲: 这确实是个大课题。首先,我想改变人们对青铜器的“观看方式”。博物馆里小型青铜器往往被忽视,但它们在古代却是“通神”的礼器——青铜器与玉器自古以来都承载着对天地自然的敬畏。
第二,我研究了明清的颖拓或全形拓技术,发现当时很多文人对青铜器并没有很深的敬畏感,更把它当作炫耀身份的对象。而我想做的是通过大尺幅等方式,突出它作为礼器的属性,再深入分析青铜器上的鸟纹、羽纹、蝉纹、象纹等结构,以及它在不同季节、方位中的祭祀功能,从而让观众体会古人对天地自然的认识。
所谓当代性,要回到对“原理”的把握。我希望在作品里探寻更深的精神本源,而不仅仅停留在形式。如今许多当代水墨作品,要么一味“创新”或模仿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要么只是简单临摹古人,却对自身文化缺乏深刻理解。真正的当代性,必须先理解并内化自己的传统体系,才能开创新的未来。这种原理性的表述,是超越文化界限的,具有人类的共识性,同时,独特的中国文化身份也在潜移默化中彰显出来。
邓煜恒: 很多“创新”都要根植于传统。我们看到当代水墨中“传统性”与“全球当代性”的论争一直存在。您的创作从早期与宋代文人山水对话,到如今关注商周礼器,似乎是在与文人文化延续对话。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您如何既保持水墨的文化根性,又拓展其当代表达的维度?
泰祥洲: 首先,我们要追问:什么是“当代”?在我看来,当代就是“未来”,并不是和我们眼前所处的时刻简单重叠。我一直在寻找某种“原理”。就像您提到的“文人画”——那么,首先要问:什么是文人? 历史上“文人画”的创制者究竟是谁?这些都关乎它的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文人”就是一种“史观”的体现。文字起源于对天文的观测,甲骨文中有许多图案化的符号。古代的文人或史官,为了辅佐管理者,形成了“天地分野”的大系统,并用特定的图式加以记录;这些图式后来又不断衍化成民俗等层面的艺术与文化。
任何当代性都来自对未来的展望。就像爱因斯坦提出的 E=mc²,曾是极具“当代性”的原创密码,引领了现代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新篇章。同样,在艺术史上,“元四家”“明四家”“清四家”“宋代三家”等标志性人物也都以开创性的作品树立了各自的时代。
然而,当我们谈及“当代水墨”时,许多人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文化,只是表面上追随抽象表现主义或“文人画”的概念。如果创作者并没有成为真正的“文人”,也缺乏对传统的深入理解,便难以创造出有根基的新体系。要开拓创新,必须先明确“自己是谁”,以及文化的起源与脉络。否则就像无本之木,终会飘散。对艺术家而言,当代性的意义在于你在何种时代,用怎样的语言去超越时间。真正伟大的艺术能够跨越时空,令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同样深受感动。
邓煜恒: 非常感谢二位同意接受我的采访。二位作为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 AIC)的策展人,我想就泰祥洲先生的新作在馆方策展层面的实践提一些问题。他的作品融合了高超的技法、深厚的学术底蕴和与中国典籍相关的主题。为何这种融合对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馆藏至关重要?泰祥洲的作品又是如何推动博物馆使命发展的呢?
汪涛博士: 博物馆的使命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AIC致力于保存和展示全球艺术遗产,同时也是一个讨论、交流与创新的平台。芝加哥这座城市国际化程度很高,既现代,又有明显的美国特质。
从创立起,AIC 就希望搜集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艺术作品,并向公众普及。这与狭义的爱国主义无关,而是更具国际主义精神。我们寻找能代表关键艺术传统且具备高水准的作品。以泰祥洲的创作为例,重点不仅在于水墨这一传统媒材,还包括他如何将金石学的传统与宏大的尺幅,以及带有深厚文化属性的主题结合在一起。泰祥洲的作品蕴含了鲜明的文化特色,但他的创作确实能在古代礼器和当代之间建立某种共鸣,甚至将之延伸到未来。
吴承姬博士: 是的,我也想补充说,AIC 的中国艺术收藏和东海岸的诸如大都会、弗利尔美术馆等有一定区别。我们在展示和研究层面有相当大的拓展和重新定位空间。将泰祥洲的新作与我们馆藏的青铜器、玉器等放在一起展列,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自身藏品,用新的视角阐释经典文物。
汪涛博士: 今天有不少艺术家使用水墨,但泰祥洲在传统方面的深厚功力非常突出。他借鉴宋代笔法,并将注意力放在礼器青铜、玉器上——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神圣的艺术形式之一。类似题材在过去往往以小幅或记录性质为主;而他采用大尺寸来表现这些礼器,让它们成为画面的主角,焕发出全新的宏大气势。
邓煜恒: 青铜与玉器中的“礼仪”概念或许对于非华人背景的观众来说有些陌生。我们应如何在不过度简化的前提下,让他们也能理解并产生兴趣?
吴承姬博士: 我在为泰祥洲作品撰写展签和文章时,编辑团队其实觉得蛮容易让人理解。因为作品就在真品青铜与玉器附近展出,观众自然而然会联想到古代中国艺术。而且,他的画并非纯粹的抽象表现;巨大的尺幅和清晰的形象让人一看就能产生关联。我们主要的挑战是,既要让观众知道这些礼器原先用于祭天、祭祖,又不能“信息轰炸”。要在提供背景与避免冗余之间找到平衡。
汪涛博士: 确实,“礼仪”在西方的概念里可能意味不同,但我们会提供相应的背景说明,让人明白这些器物并非简单的装饰品,而是在古代承担了深层的宗教与社会功能。观众在展厅里先看到青铜器本身,再看到泰先生的作品,两者之间自然就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这种互文性对于传达“礼仪”概念非常有效。
邓煜恒: 在本次合作中,作为策展人,您们有哪些特别的观察或心得?
汪涛博士: 其中一个印象深刻的点是,泰先生能够捕捉到青铜、玉器之中的‘神韵’,仿佛跨越数个世纪在对话。观众看到原件和他的大幅绘画,也参与到这个对话里去。2018 年他绘制‘方彝’时,大幅的处理方式就让人惊艳——礼器能带来这么强的存在感。
吴承姬博士: 通过加入关于经典文献的考证题款等信息,他让作品更具整体性与教育意义。虽然作品看起来很“现代”,却有着厚重的历史深度。我们也会在布展上强调这一点。
邓煜恒: 像AIC这样的机构,应该如何重新定义人们对水墨艺术的全球认知?您们又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水墨的未来走向?
汪涛博士: 这确实不容易预测。水墨在东亚已有几千年历史,如今不少艺术家同时吸收中、西方技法,做各种尝试。水墨可能被简单理解为“单色”,可传统上讲“墨分五色”。西方观众最初可能忽略了这一层次。近年也有越来越多跨文化的交流,甚至有西方艺术家用水墨创作。所以技法是普及的,但核心问题还是——你想通过它表达什么?泰先生透过礼器探究社会秩序与精神性;有人则完全走抽象。任何方向都有可能。当代艺术家不能只重复历史,而要找出与当下现实相契合的个人角度。泰先生用水墨传统“激活”古代礼器,让它们在现代情境下散发新的生命力。这样就能在古今之间搭建桥梁,产生鲜活而独特的艺术效果。
吴承姬博士: 是的,我想强调的是,泰先生在作品背后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与技艺。许多人觉得水墨即兴随意,可是在像宣纸这样的吸水性材料上掌握墨色变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当代,我们不能忽视这一 craftsmanship(匠人精神)。将来我们也会在展览中凸出这一点。
汪涛博士 现任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普利兹克亚洲艺术主席、亚洲项目执行总监及中国艺术策展人,于2015年加入该馆。他近期策划的展览包括:《笔墨抒怀:杨燕屏与曾善庆绘画展》(2019年)、《吉金鉴古:中国古代皇帝与青铜器》(2018年)以及《徐龙森:天光》(2018年)。加入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前,他曾担任纽约苏富比拍卖行高级副总裁及中国艺术品部负责人,并任教于伦敦大学。汪涛博士著述丰富,涵盖中国艺术及考古领域,曾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及《Antiquity》杂志最佳论文奖。他于伦敦大学取得中国早期文化研究博士学位。
吴承姬博士 现任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中国艺术助理策展人。2023年加入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前,她曾就职于哈佛大学美术馆、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Villa I Tatti)、首尔大学博物馆,并在康涅狄格大学任教。吴博士于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专攻中国绘画及晚期佛教艺术。
邓煜恒 邓煜恒是一位专注于东亚艺术的新锐学者与策展人,现任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副主任助理。他拥有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硕士学位,主修艺术史与策展研究。邓煜恒的研究与策展实践紧密结合,致力于推动跨文化对话,深化全球对东亚视觉文化的理解与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