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开幕離 · 合:智化寺的般若之旅 · 香港
6月5日开幕離 · 合:智化寺的般若之旅 — 智化寺香港展览,2026年6月5日 – 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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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咸阳礼泉县昭陵园区内的多件“昭陵六骏”现代复制品。Greg Panciera 2024年摄。

昭陵六骏与中国墓葬艺术中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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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梦鸽
2026年7月16日

距唐代都城长安约七十公里的九嵕山北麓,曾静静伫立着六匹石雕骏马。它们是唐太宗李世民(598—649)的陵墓的一部分,后世称之为“昭陵六骏”。六骏以浮雕形式镌刻于巨大的石板之上,原本各自立于石座,呈现出接近真马的尺度。它们为何出现在这里,又究竟在诉说什么?

通过昭陵六骏,我们得以窥见中国墓葬艺术中一段更为悠久的动物史。在墓葬中,动物从来不只是陪衬,而是塑造死后世界的重要力量。在这个世界里,动物为来世提供食物、护卫、陪伴与身份象征,也帮助逝者穿越人力难以抵达的领域。

被牺牲的动物

考古发掘与甲骨卜辞表明,在青铜时代的中国,动物居于政治与宗教生活的核心。在政治领域,王室狩猎将暴力、战争与王权紧密相联;在祭祀场合,动物牺牲则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开辟出一条沟通的路径。经过宰杀、献祭与分食,动物被转化为供奉神灵的食物、表达敬意的标识,以及生者向祖先祈求庇护与支持的媒介。

在青铜时代的墓葬中,狗、猪等家畜常以完整个体单独埋葬。至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牺牲实践日趋多样,不同种类的动物开始出现在各不相同的祭祀语境之中。这一变化表明,动物牺牲也与饲养、调度和控制的体系密切相关。越是需要投入大量劳力与组织资源、且不易广泛获取的动物,就越能成为等级与权力的鲜明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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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车马坑与马骨。图像属于公共领域。

与较早进入本地家养生活的猪和狗不同,马在牺牲实践中的出现相对晚近。商代都城殷墟的贵族墓葬附近,曾发掘出多座大型车马坑,它们的出现,揭示出黄河流域与西亚及欧亚草原之间更为广泛的交流。此外,一座墓葬中所殉马匹可达十至三十匹。这些可观的数量,不仅彰显着军事力量与精英网络,也暗示逝者仍能在身后世界继续驰骋。

通往灵界的动物

到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这种死后行旅的观念已融入更为广阔的墓葬实践。动物不再只是作为逝者的财产被宰杀和埋葬,也参与构筑逝者将要进入、并在其中发生转化的世界。汉墓常将来世想象为一方微缩宇宙,把人间居所、宇宙秩序、神山与仙境融为一体。一件博山炉这样的小型器物,便将这一观念表现得格外生动。炉盖上层峦叠嶂,宛如微缩仙山,奇禽异兽出没于峰峦之间。当烟雾从孔隙中袅袅升起,这件静止的器物仿佛化为一幕流动的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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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博山炉,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河北博物院藏。图像属于公共领域。

霍去病墓(公元前140—前117年)则将这种微缩世界的营造逻辑扩展到纪念性尺度。霍去病是一位因征伐匈奴而闻名的将领。据记载,他的墓冢仿照与其战功相连的边疆景观祁连山而建。围绕这座人造山岳,分布着一组动物形石刻。其中最著名的作品《马踏匈奴》,清晰传达出征服与帝国扩张的讯息。然而,若将视线放回整组石兽,它们呈现的意义更加复杂。如同博山炉上的动物,这些石兽使墓冢化为一片有生命栖居其间的山岳景观。汉代宫廷对求仙与炼丹兴趣浓厚。于是,这座墓葬便成为边疆战争的记忆与彼岸世界的想象彼此交融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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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霍去病墓,建于公元前117年,陕西兴平。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1914年拍摄。图像属于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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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霍去病墓部分石兽(第一排左起:卧马、卧牛;第二排:卧虎、蟾蜍)。

被纪念的动物

在中古时代的中国,异域动物通过外交、贸易、战争与宗教等途径进入文化想象。骆驼让人联想到丝绸之路,以及穿越沙漠与绿洲城镇的商旅;大象作为东南亚诸国的外交礼物来到宫廷,象牙则作为珍贵材料流通于世;鸵鸟经由波斯使节从非洲辗转携来,被纳入祥瑞禽鸟的认知体系。这些动物共同提醒人们,他们置身于一个广阔而彼此联通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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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载乐骆驼俑,唐代(618—907)三彩陶器。陕西西安鲜于庭诲(?—723)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唐代贵族墓葬中,马于其他动物频繁出现在壁画之上。这些绘画将墓室转化为承载记忆的死后居所,使逝者得以继续栖居其中。在嗣虢王李邕(687—727)墓中,击鞠者与骑马狩猎者唤起贵族生活、体魄技能与宫廷游乐的记忆。骑马侍从沿墓道列队前行,配鞍骏马则静候于门旁,仿佛随时准备载着墓主人走出宫苑,前往更远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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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马球图》壁画,嗣虢王李邕(687—727)墓出土,陕西富平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至于昭陵六骏,他们并非泛指良马,而是与唐太宗重要军事战役相连的六匹战马。它们的名字保留着内亚语言的痕迹,折射出初唐多语并存的世界。据北宋时期游师雄(1037—1097)考证,这些石马原本配有唐太宗亲撰的刻石赞文。以“特勒骠”为例,它是武德三年(620)李世民讨伐宋金刚时的坐骑,其赞文写道:

应策腾空,承声半汉; 入险摧敌,乘危济难。

这种文体并不铺陈完整战事,而是以短促凝练的文字,将战马最突出的特质与战局中的关键时刻压缩于数句之中。这些赞文将六骏纳入画像赞的传统,即借文字表彰图像主体的功业与品德。在唐代宫廷中,类似还有“凌烟阁功臣图”等项目,同样把忠诚与功勋转化为可长久流传的视觉记录。当这种原本以人为中心的纪念形式用于动物时,六骏便被人格化为忠勇的扈从,也成为大唐开国事业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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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昭陵六骏碑》上的“特勒骠”线刻画及唐太宗赞文。元祐四年(1089)刻。昭陵博物馆藏。曹梦鸽2024年摄。

尾声

如果没有动物,死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纵观本文,动物虽未能有意识地参与设计这些墓葬世界,却凭借其身体能力,以及与人类长期形成的关系,塑造了丧葬实践得以发生的条件与可能。以昭陵六骏为例,正是战马的体能禀赋及其与唐太宗之间的特殊联结,使一种独特的纪念形式得以成为可能。因此,中国墓葬艺术不仅是人类如何表现动物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生命与死亡的观念如何在人与动物延续不断的关系中逐渐成形的历史。


引用本文:

曹梦鸽:《石中骏马,生死之界:中国墓葬艺术中的动物》,《昭陵六骏数字复原》,流散海外中国艺术数字化工程网站,17/07/2026, https://caea.lib.uchicago.edu/dcadp/zh/sixhorses/funeraryart/

拓展阅读

  • 陈文芝:《文与诗的合而分:论唐代写真赞之文体承变》,《杜甫研究学刊》2024年第4期(总第162期),第102—114页。
  • 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1999年,第182—209页。
  • 罗新:《昔日太宗拳毛騧——唐与突厥的骏马制名传统》,载《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
  • 巫鸿,施杰(译):《黄泉下的美术:中国古代墓葬艺术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 薛爱华,吴玉贵(译):《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庄家会:《霍去病墓雕刻原境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12期(总第248期),第69—82页。
  • Sterckx, Roel. “Animal to Edible: The Ritualization of Animals in Early China.” In Animals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1st ed., edited by Roel Sterckx, Martina Siebert, and Dagmar Schäf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Silbergeld, Jerome, and Eugene Yuejin Wang, eds. The Zoomorphic Imagination in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 Zhou, Xiuqin. Creation and Separation: A Chinese Emperor's Six Stone Hors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2024.